使他人受损的外部性为负外部性，如工业生产对周边环境的污染。

对于行政法中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也是如此。再次，它与国家补偿制度相协调，有效地避免了国家赔偿制度与国家补偿制度相混淆的问题。

（2）该原则全部概尽了国家赔偿制度自身特性所具有的赔偿范围。国家赔偿制度主要针对违法（过错为主，也存在无过错情形）或明显不当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些折衷观点，诸如中间责任原则、过错且违法责任原则、过错责任为主、无过错责任为辅原则等等。对于违法来说，正是行政合法性原则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有利于扩大和加强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保护。

其中相对于省人大制定的条例扩大了一些封建迷信的范围，把一些民族风俗习惯也纳入了封建迷信范畴。明显不当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虽不违法，但却明显不合理，虽符合合法性原则，但不符合合理性原则。）（2）关于个体私营经济监督管理司的职能（职责）的第（五）项规定是：指导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的工作。

日本在二战失败之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司令部在日本实行管制。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很多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从宗主国的控制下独立出来，成立了新型的民族国家，这是政治的民主。所谓行政指导，是指行政机关在职责范围内，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标，采取的符合法律的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的柔性管理方式，也就是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政管理行为。这是发生在陕西省周至县的一个故事。

有的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指导时出于不正当的目的，应当考虑的因素未予考虑，不应考虑的因素却考虑过多。比如说，我曾在讲课时询问某地的工商局长，你们随意停产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是否考虑到容易造成侵犯人权的后果？他说：噫，我怎么侵犯人权了？我还没有动用社会关系资源把他给关押起来啊？他感到很意外、很委屈。

对另一个外来投资者，则作出相反的指导意见，建议他不要来这里投资，不要投资于某个领域。所以，他们反复研究，觉得还是应当干预一下，灵活地干预一下，就专门开会做了决定，采取如下方式进行干预：他们找到了转产成功的农户，在那里开现场经验交流示范会。[7]国际金融危机是一种特殊的突发社会安全事件，能有这么大的力度来应对危机冲击，说明我国的整体实力增强了，这是改革开放增强了国力的一种体现。所以美国政府非常反对日本政府的说法、做法：你要发展经济，就作行政指导。

我去当地调研的时候，同当地党政领导、企业家座谈时，感到工商机关与当地政府、当地企业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当地党政主要领导在各种会议上主动介绍、表彰、宣传工商机关的改革创新举措，要求其他机关向工商机关学习。至于电视电话会议，那就更便利、更省钱了。[12] 这如同法律文件中一般也不直接使用行政立法、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等法学概念，而是使用制定行政法规、制定规章、行政机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等法律用语，但谁都不会否认行政立法、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等概念的存在和价值。再次，行政指导有利于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安定和谐。

如果这样假设，由于涉及隐私，所以他不愿意说出来，说出来他的老婆会有意见。一号文件由省政府转发，成为了政府行为。

国家工商总局2009年3月份转发了福建省工商局总结泉州工商行政指导工作经验的一个材料，也就是工商法字2009年第58号文。由于存在证照不全、容留未成年人上网误课的现象，一些学生家长写信给县委书记，要求关闭这些网吧。

所以，也许你曾经做过，但可能就昙花一现，可能效果就不够，可能换了领导人也不再坚持。行政指导是行政民主化潮流下日益广泛运用并逐渐类型化的行政管理行为，也是理论基础较弱、实务问题蛮多、法治程度不高的重大行政现象。因此，探讨行政指导的实施程序，首先需要明确规范程序的基本思路。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警示我们，公务员制度特别是招录制度在运行中已经或者开始走样、变味、异化了。这儿有一张照片，故事就从这张照片说起。人们原先认为，后发展国家的经济水平、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低，是很大的劣势。

但是长远看，实施行政指导之后会减少行政执法机关的工作量，更有利于降低社会成本。相比之下，北京市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人，市纪委监察局仅有数百人，但基层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几乎都有纪检监察机构、干部，总计会超过5万人，分散反腐的实效成疑，公众信心、支持度亟待提升。

现在的一些管理方式就可以有选择，比如作出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资助或行政奖励，相对方就可自由选择接受与否，总不能因为对方不接受、不签字、不要钱、不领奖，就恼羞成怒地把他羁押起来，送去劳教，惩罚一下吧？有人会问：行政民主化的趋势和潮流是从哪里来的？在法学理论上怎么讲得通？我的权力我做主，我的钱由我花，这不是天经地义吗？行政权力在我手里边，我怎么舍得与别人分享？你凭什么同我分享？你怎么来广泛参与？这些问题不容回避，须要回答。（9）纠错机制不甚健全，救济力度小。

3.创新举措的出发点、目的性必须正当，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私益与公益、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秩序的兼顾平衡，否则就是动机不善，或是懒政现象。过去曾有一种认识，说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方式，让看不见的手去配置资源，市场自己会达成均衡。

而且，那个秧苗之间的距离，都要使用绳索来测量，在水田旁边各站着一个人拽着，一条线、一条线地拽着走，就那么死板地种田，还说是科学种田法，必须按照严格的尺寸插秧。多年以前我就是国家工商总局培训中心的兼职教授，那时我在课堂上组织讨论之际提问到，工商系统能否解决以收定支、自收自支、靠收费养队伍的老大难问题，大家疑虑很多，多数学员说不可能解决，至少我们这个地方不可能解决，只有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能解决，能够全员吃财政饭。此类柔性、非强制的管理方式在行政管理实务中广泛运用，但受到的约束却不是特别严格，因为过去提出依法约束政府机关的行为，只强调约束刚性行为，如行政检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必须依法行政，必须纳入法治化轨道，过去是这样强调的。行政指导在中国的角色和前途，人们曾长期存在疑虑，虽然现已形成较多的共识，但分歧还会存在，也不能因为有分歧而加以排拒。

严格说起来，我们国家现在已有财力来解决公务员待遇问题，但它须要在行政机关内部、行政机关与其他机关、与社会组织之间寻求平衡发展，不能说你这个部门、你是公务员就特别好。现在就把话题展开，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同大家一块儿来讨论稍微抽象、稍微宏观的问题，也是行政管理实践提出的一些新课题。

因为企业是私管理，行政机关是公管理，很多的管理经验来自于私管理、私行政，他们有很多的经验，行政机关的许多现行制度都是向企业学习获得的，这样才能产生很好的效果。现在则应是双方互动，互动就要对话，对话可消除误解，增进了解和互信，就是这个意思。

[8] 1988年，有关机构组成若干调研组开展《中共中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草工作，各部分的初稿陆续完成，由于1989年政治风波和党内人事变动等重大因素，这个《决定》胎死腹中，非常可惜。我想先补充介绍一个情况。

既然都是市场主体产生的社会财富，为什么一定要多用那种收费、罚款且弊端很多的方式收到政府机关手里？听说收税一万元，连同开支，它产生的收支成本，是收费一万元或罚款一万元的收支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税收渠道较少机会腐蚀干部队伍。这里，先分析讨论三个典型事例，也就是讲三个故事，都是我经历或亲见的故事，引出需要研讨的话题。二、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出的课题以上我们从具象层面简单地作了研讨，作为线索供大家参考。所以需要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的原则，教育也是行政指导的一类具体操作方式。

这些分类方式在实践中不是截然对立的，经常配套使用，发挥积极效果。程序的一般规定是助成型、规制型、调停型、合作型这四类行政指导行为共同遵循的程序规则。

可现在呢，电子化了，可以有效管理了，这叫减少管理层次的扁平化管理模式。在改革开放时代，转型发展时期，人们的认识在演进过程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

日本的经济要转型，要发展重工业、化学工业，他要进行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但他不通过发号施令，强迫企业家必须投资化工，必须投资机械，必须投资重工业、汽车业，因为他表示要搞现代市场经济，要尊重市场主体的自主权利，他不能这样做。长期摆设的那些小摊影响行人和市容，影响残疾人的行走，过去采用刚性执法方式形成对立、对抗，一直没能解决问题。